廣場協議新聞發布會合影照

　　新浪科技 鄭峻發自美國硅谷

　　歷史總是驚人相似，又總有不同之處。

　　在很多方面，現在的中美貿易形勢都和三十多年前的日美貿易境況都存在相似之處。此時的中國和彼時的日本，都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都以出口為導向，出口商品都以物美價廉取勝，都對美國市場存在明顯依賴，都對美國存在巨額貿易順差，占據美國貿易逆差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美國這邊，此時與彼時都是強硬派共和黨總統（里根與特朗普）主政，都以單邊遏制為外交貿易政策基調，在面對巨額貿易逆差時，都頻頻祭出超級301條款進行威嚇，甚至還有同樣的貿易談判代表。為了迫使日本同意日元升值，美國當時已經在起草法案，準備對日本對美國進口實施全面高關稅。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在美國的威嚇引誘下屈服了，簽署了那份著名的《廣場協議》，同意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隨后幾年，日本經濟出現泡沫，投資大量涌向地產。19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炒房民眾大量破產，嚴重損害了消費能力。日本經濟因此陷入了長達十多年的經濟衰退，又被稱為“迷失的十年”。

　　巨額貿易逆差

　　先來看看《廣場協議》之前的美日貿易情況。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美聯儲被迫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導致美元大幅升值，嚴重影響到了出口競爭力，從而帶來了巨額貿易逆差。而與此同時，日本處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良好勢頭，延續著七十年代8%的經濟增速，以汽車為代表的出口行業急劇增長，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從1980年到1985年，美元累計升值了60%，這直接沖擊到了美國出口競爭力。1985年，美國的工業產品出口已經排在位列全球第三，落后于日本和西德。而當時正是日本制造風靡全球的時代，日本的汽車、半導體、摩托車、機械設備不但質量不遜于美國產品，還因為美元升值的原因明顯具有價格優勢。

　　此消彼長，美國第一次感受到巨額貿易逆差的壓力。美國貿易逆差從1980年的364億美元急劇擴大到1985年的1485億美元，五年時間增長了足足三倍。其中對日貿易逆差是主要原因。1978年美日貿易逆差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到了1985年已經達到了500億美元，占據了美國貿易逆差的三分之一。1985年美國外債總額1114億美元，日本占據了其中的一半債權。

　　豐田和本田為代表的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份額一度達到20%，年出口額達到240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汽車國家。單是美國汽車業，八十年代初就有6萬工人失業。在日本廠商的沖擊下，美國傳統制造業基地五大湖區的企業出現破產，導致大批工人失業。“鐵銹帶”（Rust Belt）這個名稱正是起源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科技巨頭英特爾能有今天甚至也要“感謝”日本廠商。英特爾原先的主營業務并不是集成芯片，而是DRAM存儲芯片。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在日本廠商的價格打壓下，英特爾的存儲芯片業務大幅積壓，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危機；當時擔任總裁的傳奇領導人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破釜沉舟地在1983年決定拋棄存儲芯片業務，帶領英特爾全面轉向集成芯片；這才成就了未來的芯片巨人英特爾。

　　超級301砸暈日本

　　在這樣的貿易逆差背景下，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轉向貿易保護主義，開始立法采取單方面貿易制裁措施，以應對日本帶來的經濟威脅。我們熟知的“超級301條款”也因此應運而生。

　　1974年的美國《貿易法》加入了301條款，授權政府對“不公平”的外國貿易行為實施制裁和報復。1984年，美國國會對此進行了修訂，把301條款的適用范圍擴大到直接投資、服務和知識產權三大領域。301條款并不需要世界貿易組織批準，是美國的單方面行為。

　　說到美國的“超級301條款”，日本人的回憶都是眼淚，受傷的都是最具競爭力的產業。在中國人從新聞聯播中得知“超級301條款”之前，這個貿易保護大棒打得最多的就是日本，先后挨了近二十次大棒，直至中國經濟崛起，才接過了日本這口大黑鍋。

　　1981年，美國迫使日本主動限制汽車出口；1983年，美國對日本摩托車征收高達45%的重稅；1985年，美國迫使日本增加進口牛肉和橙子等美國農產品；1986年，美國迫使日本設置半導體對美出口價格下限，保證不在美國銷售廉價芯片，還要日本保證進口半導體的市場份額；1987年，對日本電視和計算機征收100%的關稅；1995年，對日本豪華轎車征收100%關稅。同年，還有柯達對富士的膠卷大戰。

　　面對美國的貿易大棒，日本為何如此軟弱？除了二戰之后日本在軍事外交上嚴重依賴美國之外，日本的出口行業當時嚴重依賴于美國，而經濟又是出口導向型。1984年，日本對美出口額占據了出口總額的35%。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在30%。相比之下，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額為2.91萬億人民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是19%。

　　而且，日本當時的出口過于依靠成本優勢，集中在家電、紡織、鋼鐵、汽車等領域，依靠的是此前十年引進的美國技術，缺乏自己的產業核心競爭力。正因為如此，在遭受美國貿易大棒的時候，日本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讓步保出口”。在美國的施壓下，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多次主動限制自己對美出口。

　　廣場協議后果

　　讓日本后悔莫及的《廣場協議》正是在這樣的貿易背景下簽署的。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當時還是西德）的五大發達國家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美國紐約中央公園南側的廣場酒店進行秘密會晤后簽署協議，同意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允許美元對日元等主要貨幣貶值，以化解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

　　《廣場協議》簽訂之前，美國在1984年與日本進行了多次貿易談判，不僅以全面貿易制裁來威脅日本，更以“日元成為世界貨幣，日本成為世界大國”為條件吸引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允許日元升值，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實現利率自由化。對當時成為經濟大國渴望國際地位的日本來說，美國的恩威并用起到了足夠的效果。準確的說，日本是自愿簽署這份協議的。

日元升值走勢圖日元升值走勢圖

　　雖然廣場協議涉及到多個工業強國，但影響最大的就是日本。廣場協議宣布前，美元兌日元大致在1比250的水平，三個月不到，美元兌日元就急劇下滑到1比200，貶值了20%。一年之后，美元兌日元已經下滑到1比150的水平。由于美元貶值速度過猛，1987年上述五國與加拿大又簽署了《盧浮宮協議》，意在結束廣場協議，阻止美元的持續貶值。但日元的升值勢頭卻無法遏制，1988年美元兌日元達到了1比120的水平，比廣場協議之前貶值了一半；到了1990年，甚至達到了1比80的歷史高點。

　　日元的急劇升值的直接后果就是出口明顯下滑。1986年，日本出口總額就從上一年的41.96萬億日元下滑到35.29萬億日元，降幅高達16%。1987年，日本出口總額33.31萬億日元，比廣場協議之前到1985年下滑了20%。不過，在廣場協議中，日本經濟遭受的沖擊最重，也要歸咎于日本央行的應對失策。

　　為了彌補日元升值給出口帶來的沖擊，日本央行開始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不斷下調利率也導致流動資金過剩。此外，由于日元急劇升值，日本持有的美國國債資產出現賬面虧損，大量資金開始回流到日本國內市場。日本開始了虛假繁榮的五年時光，在幾年之內掏空了自己的經濟競爭力。

　　由于日元急劇升值，日本企業開始在海外大舉收購投資。日本在美國收購房地產占據了日本海外不動產投資的三分之二。1989年日本三菱集團旗下的三菱地所斥資14億美元收購了紐約的象征洛克菲勒中心14座大樓，索尼斥資34億美元收購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成為了日本收購熱潮的代表之作。錢包變厚的日本游客紛涌出現在全球旅游景點。在國內，日本人也開始大舉投資房地產，相信房價永遠不會跌，民眾為炒房背負了沉重的債務。

　　1990年開始，面臨金融風險的日本連續五次上調利率，導致房地產泡沫在1992年最終破滅，大量民眾因為炒房破產，實體經濟陷入硬著陸。整個九十年代，日本經濟的增長率始終不足1.5%，遠遠低于八十年代平均增長率6%。1996年，三菱地所因巨額貸款被迫破產，美國人又以14億美元買回了洛克菲勒中心；只不過當時的匯率是1989年的一半，美國人實際上只花了當年一半的價格。

　　中國不是日本

　　關于《廣場協議》，外界一直存在著美國設計遏制日本經濟增長的陰謀論說法。但嚴格來說，《廣場協議》并不是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衰退的直接原因。因為簽署《廣場協議》的其他國家，例如同樣對美國存在大額貿易順差的德國，雖然隨后貨幣也明顯升值，但其經濟走勢并沒有遭受日本這樣的慘烈后果，也沒有出現地產泡沫。

　　普遍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廣場協議》前后的一系列政策失誤導致了日本經濟在隨后的幾年形勢急轉直下。日本政府沒有有效遏制日元的失控升值勢頭，更以失策的寬容政策引導經濟轉型，促使國內出現資產泡沫和炒房熱潮，又采取急剎車的方式導致經濟硬著陸，才是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主要罪魁。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非常推崇強硬遏制著稱的里根總統，后者又被美國民眾視為最為成功的總統之一。特朗普在競選之前就主張要以強硬手段重新進行貿易談判，尤其是對中國采取高關稅措施解決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問題。而在上任一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在本月提出了對中國500億美元的關稅，使得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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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正是當年代表美國與日本談判的貿易官員。作為美國鷹派主要人物，他當時是里根政府的副貿易代表。而誘導日本達成廣場協議，迫使日本限制鋼鐵與汽車出口，大力倡導貿易保護措施，是萊特希澤為美國貿易達成的最知名成就。而現在，他又大力倡導對中國采取強硬貿易立場。

　　不過，中國并不是三十年前的日本。日本受到美國的軍事保護，在外交政策方面始終為美國馬首是瞻。在出口貿易方面，當時的日本比現在的中國更為依賴美國市場，在遭受美國貿易施壓和制裁之后，日本也不會像中國這樣提出反制裁和報復措施，強硬對抗美國單邊行為。在有了日本《廣場協議》這樣的反面教材之后，中國在中美貿易談判方面只會更加謹慎。

　　以史為鑒，以史資政。